1595年1月的一个夜晚，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中，天际的宣礼声刚刚消散，海风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淡淡拂来，火炬的光芒摇曳不定。在大殿中央，29岁的新苏丹穆罕默德三世静立于地毯上，而他面前整齐排放着十九具尸体，大小相间，散发出可怕的亡灵气息。最大的王子已成年，胡须显密，喉结含露；而最小的一具则显得格外无辜，年仅十一岁，仍然蜷缩着，脚上的鞋子未穿好，颈部那道鲜明的勒痕在火光映照下刺眼无比。身旁的禁卫军军官、大维齐尔、宫廷书记官等人皆未发声，殿内只剩海风在廊柱间的低吟，以及远处后宫传来的女声哀哭。穆罕默德三世的神色凝重，却面带平静，他蹲下身为那个最小的王子将鞋子穿好，那是一双绣以金线的红色软底靴，鞋面上沾着些许尘埃，他轻轻抚去灰尘，随后向在场的教长致以点头。教长低声吟诵着古兰经，随后宣布加冕仪式结束。在当夜，驻伊斯坦布尔的威尼斯使节回家后，提笔写道：“土耳其的新苏丹登基，是以十九个亲王的尸体堆砌而成的祭坛。”

这一幕并非奥斯曼家族首次经历血腥的权力争夺，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。从1389年巴耶济德一世在科索沃战场上杀死弟弟起，到1640年穆拉德四世临终前命令处决最后一名弟弟易卜拉欣，整整251年的历史，每一位苏丹登基都伴随着血腥的亲族争斗。这项制度在奥斯曼帝国被正式称作“弑亲法”，穆罕默德二世于1477年以书面形式颁布。法令的原文是：“若有真主选之为苏丹之子，杀死其兄弟以维持世界秩序皆为正当，大多数乌里玛已对此表示认可。”乌里玛为伊斯兰学者，其逻辑无比残酷，计较将所有潜在的争权者剔除，以避免内讧。穆罕默德二世是一位果断的统治者，1451年登基当天，他便亲自去后宫溺死刚满襁褓的弟弟，然后才出宫承拜。那无名婴儿的哭泣在水中逐渐消失，母亲站在浴旁，绝望地目睹这一切却泣不成声。

弑亲法的根基则来源于奥斯曼帝国独特的继承制度。与中国的嫡长子继承制截然不同，奥斯曼并不存在“嫡子”的概念，苏丹的妻子皆为奴隶，没有法定地位，然而她们所生的每位儿子却皆可平等继承。故大苏丹去世后，王子们凭本事各自争夺，首个控制禁卫军与国库者将成为下一任苏丹。这一制度的优势在于胜出的王子往往是最能干、最善于团结人心者；而缺点则是每次权力更替都伴随血腥冲突。1402年，巴耶济德一世被俘后，其四子历经十一年的狂斗，几乎导致帝国解体，最终获胜的穆罕默德一世杀掉剩余兄弟，方才得以重建统一。他深知，内部兄弟之争远比外敌入侵更致命。因此，弑亲法反映的并非暴君的狠辣，而是一个帝国在残酷教训下寻求自我救赎的手段。

从穆罕默德一世到苏莱曼大帝，奥斯曼帝国在十代强君统治下，鲜有昏庸者。与此同时，哈布斯堡家族在欧洲皇权中为缔造纯正血统而进行近亲联姻，却导致无数畸形后代，尤其西班牙的卡洛斯二世因先天缺陷沦为绝嗣。奥斯曼帝国通过弑亲法，使存活者都为最优者，进而推动国家的扩张。这一铁律使得奥斯曼从安纳托利亚的小部落，迅速崛起为跨三大洲的强国。

然而，这种制度的代价则是托普卡帕宫内那些被拘禁杀害的王子。1595年1月那晚，十九个王子是被分批密谋处决的，他们被告知去参加重要的割礼仪式——在伊斯兰文化中，这是男孩通向成年的仪式，家庭会在此为他们盛装打扮。王子们信以为真，年幼者甚至激动期盼。排着队入殿侧间的小房间，热闹的祝福并未出现，映入眼帘的却是数名哑巴刽子手。这些刽子手接受过训练，无法听见求饶的声音，亦无法外传所见所闻，按奥斯曼的传统，处决王室成员不能流血，需以丝绸绳索勒死，因血在宗教中是神圣的，不应流落在地。王子们一个个走进去，随后尸体逐渐累积。有几个稍大些的王子突然察觉不对，欲意反抗，但力量终究敌不过那些强壮的刽子手。一名十一岁的男孩一直哭喊着母亲的名字，那声音从门缝溜出，被迅速压制，皇太后静静坐在隔旁房内，默默聆听这一切，她既是穆拉德三世的遗孀，也是新任苏丹的母亲，纵使同样身受痛苦，却只能无动于衷。